在古代，读书人十年苦读，就是为了学而优则仕，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考试是寒门通向富贵的最重要渠道。而一朝天子一朝臣，为皇帝服务几十年，从青年才俊熬成了头发花白。

往往看清宫剧，受到皇帝宠幸的老臣往往最荣幸的是，向皇帝乞一个恩典，就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那么为什么古代官员退休后，不想祈求皇帝能赐一座宅子，在京城里安享晚年，而是想回像养老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京城的繁华，就跟现在的北京一样，有最好的医疗设施，有最方便的生活条件吗？可大多的官员还是选择回乡，这究竟有什么不得已的秘密吗？

一）

自从隋朝开创了科举考试后，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垄断做官的现象就得到了彻底改变，普通人只要家里买得起书，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来实现自己人生的转变，通过十年寒窗苦读，从考取秀才获得功名，然后成为天子门生。

中国的成语宝库中，对于科举有不少名词，比如：连中三元，名落孙山。更有唐人在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朝看尽长安花。

深受四书五经影响下的读书人，除了报恩君王之外，还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因为古代读书人群体实在太少，更多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所谓士农工商，士绝对是金字塔的顶端。

像是陈世美考得状元，就被公主看中，当上了驸马，可见科举的吸引力。在古代从殿试获得前三甲的状元、榜眼、探花，再到低一级的举人，最后到最低的秀才，这些人成为了整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也是统治阶级的基础。

古代都有官员不下县，就是考取科举后，最低是可以做到县令的，而他们都有一个目标就是代天子统治百姓。

自从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后就有了官僚，而随之而生的是官僚体制，当读书人通过科举成为天子门生，然后成为官僚阶级一员之后，他就不免就与盘根错节如蜘蛛网的官僚体系脱不了联系。

古人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古代社会是个人情社会，情理法三个字情字摆在第一位，有人情的地方就有迎来送往，就有党派斗争，往往这些党派可能源于同一个党派，往往一点小恩怨，政见不合就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

所以初入职场的小白，进入复杂的官场，往往刚开始就得拜倒在某一大人门下，这样有了一层上面的保护伞，自己才能有一份安全感，而保护他的大人往往牵连着更大的大官以至于王爷，贝勒。

这样一层无形的网中，就有了这样一种情况，往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一旦某一人倒霉，往往牵扯出一大群人。

看过清宫剧《步步惊心》的都知道，康熙末年九子夺嫡，各个阿哥们为夺皇位明争暗斗，拉帮结派，就连表面看似佛系的四爷，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也是有着年羹尧、李卫那些忠心的奴才私底下帮他做事。

所以就形成以四爷为中心，以这些奴才家臣为枝干，然后再笼络朝中大臣或者地方官为外围的一种势力，他们与自己的主子同进退。然而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赌博，赌赢了一生富贵，封妻荫子；赌输了，满门抄斩，这未尝不是某种博弈。

那些在官场上历练一辈子，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最后磨成了不思进取，唯唯诺诺的老头的时候，很多人唏嘘他们的老迈，却不知道他们继续上演这些老头年轻时候的故事。

在古代皇权社会中，能顺利熬到老的老油条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为什么古代官员好不容易熬到老，为什么不想着在京城安度晚年呢？

二）

如果把官场形容为一个大染缸，那么京城就是大染缸的漩涡中心，好多官员往往晚上睡觉都战战兢兢，话说朱元璋时期，京城遍布密探锦衣卫，连大臣晚上的隐私都一丝一毫的报告给皇帝，简直到了无孔不入。

大学士宋濂晚上约人喝酒打牌，结果期间丢了一张牌，悻悻地散去。

第二天上朝，皇帝向他询问昨晚之事，还好宋濂没有撒谎，朱元璋从口袋里掏出昨晚丢失的牌，结果宋濂吓得跪在地上瑟瑟发抖，隆冬天气衣衫浸湿。

这还是得以善终大臣的样子，至于每天上朝动辄接受廷杖，早上上朝与妻子抱头痛哭，下朝之后仿佛来世的明朝大臣来说，可想而知在天子脚下当官压力很大。

另外京官收入也不高，作为中央官员天天在皇帝眼皮底下，基本上薪资待遇都是固定的，明清两朝的薪水非常的低薄，七品县官一年的薪水才几十两银子，还有养活庞大的衙门，这是怎么也不够的。

而且官员想要晋升，必须迎来送往，这一笔开支只能盘剥百姓，虽然朱元璋对待贪官非常的严苛，但是依旧没有阻止官员的腐败，虽然到了清朝雍正皇帝时期采用了养廉银制度，使得正饷之外还有一笔巨大的收入，但依旧不能阻止官员的贪婪。

作为京官来说，也基本没有创收的渠道，一般都是靠地方官的孝敬，以前美其名曰一个是冬天的碳敬，一个是夏天的冰敬，都是地方上为了疏通办事，而敬献给京官的贿赂。

另外京官想要发财，就是被委派到各地巡查，然后趁机捞取一点好处。因此对于京官来说住在京城里非但不自由，时时提心吊胆，相反也没有油水。

当时在京城的官员很少有自己的宅邸，很多小官都是靠租房子生活，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京城的物价、地价都是全国最贵的，普通小官员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一般清水衙门比如翰林院的官员可能连给置办官服的钱都没有，都要靠举债过日子。

那些能得到皇帝赏赐宅邸和银两的官员少之又少，毕竟明朝省部级官员的名额是固定的，其余庞大的京城官僚机构基本上也都是领着微薄的工资来养家。有时候家乡来点亲戚，又为了不让老乡说闲话，不得不摆谱招待，往往老乡走后，又留下一大堆的亏空。

因此不能不靠继续借债过日子，以便下次的收入来还债，这些都是小官的生活状态，至于那些大官，京城里的宅子也是靠皇帝的赐予，往往不是自己所购买。

可能等退休以后，自己并不能获得这个房子的产权，也许会被皇帝重新收回去，于是中国古人普遍的观点是买房置地，但是出于性价比以及古人重土思想的情结，在老家买地修房是不二的选择。

可能还没有退休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幻想等老了以后回乡寄情于山水，写诗唱和无比地逍遥自在。古代官员退休的年龄一般是在七十岁，为什么会定这个年纪呢？

我们现在还是男子六十岁。首先在皇权社会下，为皇家服务这是每一个做大臣的天职，不把你最后一点剩余劳动力榨干取尽是不会罢休的；其次古人生活条件、医疗水平的底下，孔子常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因此到了这个岁数基本也算老态龙钟了。

这个时候你提一个辞呈，皇帝不仅放心你回去，而且是让其他官员看来，是皇帝体恤老臣，鼓励着后来的臣子继续为皇帝服务。

其实有的老臣不是不迷恋京城的繁华，可是从皇帝角度来看，他是不希望你继续留在京城的，因为作为一个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他在京城里面一定培植了很强大的关系网，留在京城里一定是一个让皇帝不放心的定时炸弹。

就像在乾隆朝初期，满族官员基本依附在鄂尔泰的周围，汉族官员依附在张廷玉周围，张廷玉为官五十多年基本上是顺风顺水，但是碰上了眼里不揉沙子的乾隆皇帝，因此不停地被整治，最后声名狼藉，灰溜溜地回到老家安徽桐城，再悲凉中去世。

有了张廷玉的前车之鉴，后面的官员不管是拯救晚晴危亡的曾国藩，还是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都最后把自己葬了自己的家乡。

虽然他们都是死在了任上，但是他们内心里是不希望待在京城里的。只有你回到家乡，与你的关系网彻底脱离，皇帝才能放心你，你才能继续平安地安度晚年。

另外回到家乡的好处利多于弊，因为你荣归故里，皇帝除了赏赐很多荣誉和财物外，你能够风风光光地回乡。

中国人都有衣锦还乡的愿望，当年项羽攻破咸阳后，一个首要问题摆在面前，就是在哪里建都，而张良唆使小孩编制歌谣说：得了富贵不还乡，犹穿锦衣夜里行”，最后楚霸王还是想着回去显摆一下，定都在彭城。

回到家乡的老官员必定是风光无限，老乡们自然夹道欢迎，当地的官员必定争相攀附，自己的祖宅祖坟必定是更加的风光，成了老员外之后，他还能主持一下家族的事情以及乡里的纠纷，毕竟自己德高望重。

当年张家因为和隔壁的宅基地纠纷，官司不是打到地方官那里，而是把信寄到了北京的张廷玉那里，于是随之有了那句闻名遐迩的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因为上面说过，中国古代是皇权不下县，因为县以下都是百姓自治，但说是自治，毕竟还是要有人主持调解纠纷，那些退休后的官员自然而然成了不二人选，他们不仅德高望重，而且有相当丰富的行政经验。

他们成了中国古代著名的乡绅，直到近代科举废除以后，读书人没有了晋升阶梯，才有了贬义的土豪劣绅这个词。因此退休官员们不住在京城，不仅避开了皇帝的猜疑，以及京城的是是非非，而且还能满载荣誉地衣锦还乡，继续发挥余热，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是你，你又会选择哪个呢？相信答案不用继续猜测。

三）

古代是农业社会，一切的产出和税收都是要向土地伸手去要，老百姓包括官员的衣食住行全都要靠农业，因此古代皇权社会都是重农抑商。

对于退休的官员也不例外，虽然有大量的赏赐钱财，但毕竟不是产业，住在京城里，虽然很舒适，但是毕竟不能长久养活自己及子孙后代，而京城周围的土地早就被皇亲贵胄、达官贵人所圈占，哪里还有官员们的土地。

更何况天子脚下，皇亲贵胄随时可以剥夺你的土地，从安全角度来看，不在京城住，也是长远之计。毕竟回到家乡，购买几百亩的土地，为子孙留下产业还是可能的。

而且作为退休官员，地方官巴结还来不及，哪还敢动坏心思。因此对于荣归故里的退休官员来说不啻为一个很划算且长久谋划的打算。

同时在古代一般只能回到家乡，因为那个时候人员是严格限制自由迁徙的。在朱元璋时代出外都要当地官员提供路引，外地人才能接待，人为地做到了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

对比于古代皇权社会，现在的官员退休以后拿着稳定的社会保障，不仅可以安祥地享受退休时光，只要在任职期间不违法犯罪，就可以安然地自由出行，而随着现代发达的交通，特别是高铁的畅通，使得人民朝发夕至，真正实现了李白说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在新时代的中国，不管退休官员是住在首都还是回到家乡，这完全看自己个人的意愿，并不是有被迫的一说，而且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城市，就可以自由去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