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授衔仪式。这场授衔工作以1952年的部队定级为基础，结合个人资历、职务和战功，评定标准严格明确。但即便如此，仍有极个别将领出现了“低授”的情况。尤其是四位资深老将，授衔结果被认为偏低。那么，他们分别是谁？又是因为什么，未能获得符合自身履历的军衔呢？

第一位被低授军衔的是贺晋年。

贺晋年出身于陕北红军，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培养起来的重要将领。长征时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得到了陕北红军的大力接应和支援。可以说，陕北红军为中国革命保住了生机。解放战争中，贺晋年曾任二野兵团副司令，1952年定级为副兵团级，按标准应授中将甚至上将。

然而，在高岗事件中，贺晋年受到了牵连。高岗在东北工作时与贺晋年交往密切，这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成了敏感问题。评衔初期，贺晋年竟被列为大校，这引起了不少老同志的不满。

陈赓、徐向前等人专门向中央反映情况。毛主席阅后也认为过低，亲自批示调整，最终贺晋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尽管有了改正，但相比其资历，仍显得偏低，成为全军唯一一位副兵团级少将。

第二位是谭友林。

谭友林13岁参加革命，14岁正式加入红军，红军时期他在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担任师政委职务，位置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转战华中，任新四军第四师旅长。解放战争中，他又在四野第39军任副军长。这段经历，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职务级别，都达到中将标准。

然而1955年授衔时，谭友林却被授予了少将。得知消息后，红二方面军时期的王震、萧克、李达、贺炳炎、甘泗淇、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等八位战友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为谭友林平反。罗荣桓元帅亲自找谭友林谈话，表示歉意。谭友林却淡然回应：“几十年出生入死，还能健在，能受命为将，已是莫大荣耀。”由此可见谭友林心胸宽广，不为个人得失计较。

第三位是徐立清。

徐立清早年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历任总卫生部政委、旅政委等职。抗战时期，他在晋绥地区坚持敌后抗日，后来成为一野第一兵团的政委。1952年定级时，他属于正兵团级，预授时被列为上将。

但徐立清本人却认为自己的作战经历不如其他一野将领，主动提出降衔。他向上级递交了多次报告，坚持要求降低军衔。最终，经中央批准，徐立清由上将改授中将。能在那个年代主动要求降低军衔，体现了徐立清极强的组织观念和谦逊品质。

第四位则是廖汉生。

廖汉生出身湖南桑植，家境贫寒，因父亲早逝而生活困顿。贺龙得知后资助他完成学业，并引荐他参加革命。此后，廖汉生长期跟随贺龙作战，从湘鄂西到红二方面军，屡立战功，官至第六师政委，军职相当高。

抗战爆发后，廖汉生在八路军120师358旅任副团长、副政委，后参与组建晋绥军区，任第一纵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彭德怀在西北鏖战，担任西野一纵政委，参与西府、陇东等战役。建国后，他任西北军区副政委、国防部副部长。1954年国防部七位副部长中，四人被授大将，两人上将，唯有廖汉生最终授中将。

其实，在预授阶段，廖汉生的名字原本列在上将名单中。但毛主席在最终审阅时认为上将人数偏多，需要适度压缩。贺龙得知后，为了大局考虑，亲自将廖汉生的名字划去。廖汉生得知后，没有任何怨言，依然兢兢业业履职，展现出极高的党性修养。

授衔之后，廖汉生历任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还曾任中国军事科学院院长。进入1980年代，他晋升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副国级领导干部。虽然军衔是中将，但职务和影响远超一般上将。廖汉生将军于2006年去世，享年95岁，走完了光辉的一生。

总结来看，这四位被低授军衔的将领，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政治运动中受牵连，有的是性格谦逊自请降衔，有的是因整体安排不得不让步。他们或为人豁达，或坚持原则，无论最终军衔高低，都无愧于共和国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