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时代。当北京亦庄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因突降暴雨误判道路标线，与交通信号灯系统发生数据冲突时，这场技术故障不仅暴露了算法漏洞，更揭示了人—机—物三元融合时代的深层伦理困境——在智能汽车、城市基础设施与人类行为构成的复杂网络中，技术系统的自主决策权如何分配？数据主权归属何方？生命价值能否被量化计算？

当下，自动驾驶面临着典型伦理困境：

（一）责任归属的模糊性困境 2018年，Uber自动驾驶测试车在亚利桑那州撞死一名行人，这起事故引发了强烈的责任归属争议。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自动驾驶模式，安全员未能及时干预。从“人”的角度，安全员可能因失职需承担责任；从“机”的方面，算法缺陷或系统漏洞也可能是事故原因；从“物”的层面，道路状况、天气因素或许影响了传感器的感知精度。最终，Uber仅承担民事赔偿，未受到刑事指控，这种结果凸显了在人—机—物交互场景下，责任界定缺乏清晰的标准和法律依据，难以对相关主体进行有效追责。

（二）隐私与数据安全的严峻威胁 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关键要素，自动驾驶汽车运行过程中会收集大量数据，包括驾驶者的行程信息、生物特征，以及道路、周边物体的各类数据。黑客可通过攻击获取车辆行驶轨迹和车内人员信息。一旦泄露，不仅侵犯个人隐私，还可能影响公共安全，例如恶意篡改交通数据导致交通瘫痪。

（三）价值冲突与决策伦理的矛盾 当自动驾驶车辆面临紧急情况时，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往往会产生冲突。

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开展了一项名为“道德机器”（Moral Machine）的在线实验，模拟“电车难题”场景，保护车内乘客安全可能会牺牲行人，而优先保护行人又可能损害乘客利益。这背后涉及“人”的生命权、“机”的算法价值取向以及“物”的物理限制。

实验结果显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充分体现了伦理决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使得人工智能算法难以制定统一的决策标准。

传统伦理体系主要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在人—机—物三元融合时代，面对人、机、物之间的新型关系，传统伦理难以提供有效的指导。需要重新构建适应三元融合的伦理理论和规范体系。

人—机—物三元融合正在重塑技术伦理的底层逻辑。正如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在《人有人的用处》中所说：“我们必须学会与技术系统共同进化，在承认物之能动性的基础上，重建包含人、机、物的新伦理契约。”唯有如此，三元融合才能真正成为文明进步的阶梯，自动驾驶也真正从“风险游戏”升华为“安全革命”，在敬畏生命的底色下驶向未来。

本文作者：之江实验室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室　吕明杰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吕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