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地方逐利型执法引关注，该如何破解？
逐利型执法与法治社会绝不兼容，必须下大力气破解逐利型执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近日，针对全国人大代表、企业家姚劲波建言破解地方“逐利型执法”，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复的感谢信中称，姚劲波在审议时提出，严格规范跨区域执法司法的审批流程，罚没款应归中央财政，从根本上破解地方政法机关逐利型执法司法，更好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进行了专题研究。
何谓逐利型执法？有专家指出，一般而言，逐利型执法是指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出于对个人或部门利益的追求，而采取的违背法律原则和公正原则的执法行为。显然，逐利型执法于法不容，背弃了法治精神，伤害了社会公平。
而从实际案例可知，企业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有个别地方为了达到逐利型执法的目的，对企业不惜采取刑事手段，其结果是，“办理一起案件，垮掉一个企业，失业一批职工”。如果企业确实存在问题，理应受到惩处，依法处理，并非不可，但就怕不按“套路”出牌，比如，违反法律规定异地抓捕、随意关停企业、划扣冻结资金、侵吞应当返还财产等。
近年来，中央加大力度治理逐利型执法。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指出：“加大对执法不作为、乱作为、选择性执法、逐利执法等有关责任人的追责力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可资佐证的是，多地集中整治“逐利执法”，并重申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等。
应该说，在人人喊打之下，逐利执法乱象有所遏抑，但并未绝迹。有专家表示，从近年来各省份披露的数据来看，一方面，罚没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是有所增加的；另一方面，罚没收入也有较大幅度上升。不过，从整体的趋势来看，上述比重和增幅在2023年和2024年第一季度已有所下降。
逐利型执法难以消除，症结何在？可归为一个“利”字。执法为何逐利？“罚没收入作为地方非税收入的一部分”。为此，在利益驱使下，相关部门有动力执法，为了逐利甚至敢于违法。执法获得的利，可供当地支配，如何支配？一来，可缓解地方税收收入压力；二来，可经拨付转为执法机关的经费。这或许正是逐利型执法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逐利型执法，禁而不绝，如何破解？罚没收入全归中央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就此提出真知灼见。比如，有委员建议，应当从完善立法明令禁止逐利型执法、执法过程中罚没所得全部依法上缴中央财政、执法办案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调拨、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等方面共同发力。
罚没收入全归中央，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可能会打击一些地方执法机构的执法积极性，导致正常执法空转，乃至导致地方政府运营困难。但是，并不能因为有阻力而放任逐利型执法大行其道，更不能因触动个别部门的既得利益而允许违法行为存在。切断执法机关逐利执法的利益链条，势在必行，由此导致的财政紧张，应通过其他合法渠道来解决。
破解逐利型执法，具有多重意义。比如，既可捍卫法律尊严，也可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给企业吃下定心丸，还可规范执法行为，减少司法腐败等。于此而言，对那些逐利型执法案例，除了问责，还需纠错，乱抓的人要放出来，乱罚的钱应退回去。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看，逐利型执法与法治社会绝不兼容，必须下大力气破解逐利型执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济之
编辑 汪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