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地方官府是如何派养马户与赋役征收的？
引言
明朝时期，地方官府是如何派养马户与赋役征收的？弘治七年，都御史张玮奏：“南直隶、凤、淮、扬、庐四府、徐、滁、和三州草场与养马人户住居窎远，俱各不来牧放，置于无用。要查出召民佃种，准，清查丈量，各于四至筑立峰墩为界，地土分拨近场军民人等佃种。”
第二阶段是养马人户自种，则免起科，相当于养马田免粮。若养马人户已不来活动，则马地出让佃种。
正德十一年，御史周鹓题称：南直隶八府三州民既出马，又征其马之租，负累穷民。要将地亩租银尽归养马之人。
该兵部查前项原议牧马草场与养马人户住居窎远不来牧放者，方召人佃种征租。
准行查勘各该州县，但系报册佃种牧马草场地户，中间果系养马人户自种草场地土，照依所奏免科，若不系养马人户佃种，仍依原拟征租解部。
给佃所得的租金，则用以买马，维持马额。由此可见，明代中期很多养马人户其实已不负担实际的养马。由于南直隶草场的租银比北直隶、河南和山东要高得多。
“各处旧设草场，先年俱该兵部题准，差官清查丈量界至，拨人佃种，出办租银。在北直隶者，上地一亩五分，中地三分，下地二分，在南直隶者，上地一亩七分，中地五分，下地四分，在山东、河南者，每亩四分”。
故南太仆寺理论上应有更多的租银买马，而“凤、淮、扬、庐四府，和、滁二州，滁州一卫系专论地养马地方”，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事实上，部分地区因地土问题而完全实现折纳，但有些地方则被认为“水草便利”，仍须负担养马。
所谓“奏淮、扬、滁、和四处产马小弱，许令纳价。庐、凤并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纳马”。当然，是否纳本色除了和产马质量有关，也与地方开放程度有关。
如高淳县虽然水草不差，但或是因处于应天府入宁国府的水陆要冲，也被允许折纳。
一、编派形式和依据
从史料来看，南直隶的马户主要是论地养马。这种形式带来的主要问题在于，不具备获得免征田抵消负担的地方实际上也有养马要求。
以南直隶通州为例，弘治中，以扬州隶江以北，论地亩养马，视北直隶七府例。而民间苦养马甚。通州海门地斥卤，兴化滨湖之乡，不宜马，故无免征田。
及六安州宣城灾，乃令通州兴化代领养。民计丁授马，马死至破产鬻子以偿。刍牧解俵之费不与焉。
由于没有免征田，万历中如皋县甚至出现“以群田上价资充边饷，佃民负挈而逃”的现象。北直隶最初是“论户养马”，因杨砥等人认为“以丁计为均”，于永乐十三年后改。
南炳文认为北直隶是在正统至弘治时期完成了从“免粮计丁的二元制佥派”到“计地养马一元制”的过渡。
如是，我们看到弘治以后的北直隶是以地派养，所谓“凡养马之田，皆收粮地之内，纳粮之地，皆输养马之银，故马无专田，必地数顷而养一马”。
南直隶的江北部分与此一致，但江南部分“准北直例”的按地派养则是在弘治以后。
山东与河南也都由计丁改为按地。从派养方式上看，南直隶由于江南和江北状况迥异，确实存在特殊性。
“旧例北直隶府属州县，论地养马。山东河南府属州县，论丁养马。南直隶府属州县：论地者，二顷养儿马，三顷养骒马各一匹。论丁者，十丁养儿马，十五丁养骒马各一匹。”
可见南直隶既有实施论地养马的州县，也有论丁养马之地。以丁还是以地派养，各有优劣，时人云：论丁养马，未免负累贫民。贫民将原养马地土捏作开垦不曾起科。
私下盗卖与人，多寡不等，在处有之。买主一时不知，利其无粮、粮轻，遂与交易。后来被告帮贴，多科横索，兴词无已。论地养马，未免混赖大户。
“养马之法，近见主事汤冕以养马有论丁处，有论田处。专论丁则免粮之家得利，而丁多下户受害，必兼论丁粮役乃均。”这也是整个赋役体系坚持丁粮兼论的原因。
在课驹上，“丁不足者，以田拟之”是很正常的事情，“十岁一编，略如审差之法。正德以后并用折色，岁计马户之丁田而敛之。”
正德二年的改革切断了种马与课驹的关系，如王济所言，“每岁有无孳生，官勿追究。备用之取，则如种马额派，行各府州县，视其地亩人丁，合力买解。”
天长县的例子则表明，丁地兼派之外，即便有免征田地，一些解户也逃脱不了厄运。
“按养马各处不同，或以丁或兼丁粮，惟本县别有免征田地。骒马一匹，每二年该孳生驹一匹。其后所生之驹交俵，不过每四户买马一匹。而马价出于种田之家，其解也，守望日久，交兑艰难。揽头医兽，弊端百作，解户破产。”
也就是说，差以丁粮派，马以人户担，而价以田亩供。问题在于，田亩常被势豪侵占，或者租银没有落实，而人户起解交兑都要承担很多额外的风险和负担。
至于种马，嘉靖六年王时中的上疏中提到了同样的丁“逃”种“耗”问题，而南直隶种马的征收系以丁为据的。
旧例寄养马在顺天所属，论地派养，以备京边取用，此外再无别科。种马在应天所属，论丁派养，以图孳生俵用。
此外并无别役，奈何近年以来，偶尔灾伤沓至，兼以怠玩相承，或有地归势豪，而马匹贻累，有司不为之查理处分，因循岁月，坐视成弊。
亦有丁多逃移，而种马渐耗，夫寄养之源在地，俱系勘定，载在册籍，不在贫户则在豪户，地存则马存，或调取或追补。
自可因体以求用;孳生之源在种马，累朝以来着为定额，既饲养于众户，又帮助于草场，种存则驹存，或俵用或折价，自可循名以责实，犹唐制有田则有租，有丁则有役之意。
因此，嘉靖初，明廷再次强调对逃“丁”和佃主的清查，“宜今顺天府属核地，应天府属核种，有地亡马，存者即以其马责佃主。”
总体讲，即便有各种逃亡，民间的养马数仍然非常可观。嘉靖年间虽“各处水灾”，但各州县的寄养马匹仍很多。
可见，“役”未见削减多少，因而需探讨在征收租银买马的同时，南直隶地方官府和马户如何应付无法养马却必须上纳的负担。
二、地方与民众对于养马徭役的应对
对于养马负担的应对，包括民众和地方官府两个层面。民众面对不合理的派役，发展出一些能最大程度降低伤害和损失的策略方法。
而地方官府的应对改革很多时候是把民众私下的做法制度化，也是对既有结果的承认。到山东等地养马。
养马有困难，第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在北方直接雇人养马。据崇祯《吴县志》记载，成化十四年，二十八都耆民陆俊等呈请巡按御史刘魁革除马头解户。
窃照洪武年间，原是北方土民买马当夫，后太宗文皇帝悯土民买马艰难，故此圣旨暂借南方百姓买马当差。过三年，仍着土民买马替他每回来，钦此。至今百有余载，因循不曾改正。
又南方百姓不习水土，不谙马性，多是雇倩土民养马，既费佣直，身又不得归农，况不才驿官串同南北马头，故将马匹空饿倒死，以规买马之利，以致市鬻子女，破荡家产。
莫若照依钦旨事理，仍着土民养马当夫，止令南方百姓输办马价铺陈等件，事体既定，则土民自然用心养马。
需要说明的是，明初北京的驿站用马就是江南人户凑合“买马当站”的。但是北方土民复业以后，却没有“买马替他每回来”，“因循不曾改正”，所以南方民众只好雇土民在北方就地养马。
其所养之马为驿马，相当于起俵马匹，属派定任务。如上所引，虽然南方民众从此不再需要“雇倩土民养马”，但其他什物“坐派江南府县置办”，对其仍是一种负担。
而且陆俊等人的请求最后被否定了，对普通马户而言，马头依然是个问题。
弘治十三年奏准：“南北直隶、山东等处马驿佥到马头，愿雇土民代役者，听。若用强包揽者，问罪。”可见“马头”这样的役，也被准许雇佣当地民众了。
嘉靖年间，赵州站银改革时，重新提到了用“土民马”代替江浙马夫买马当站及邻近州县协济的做法，洪武初，赵属北平一省立有驿传，定编头役，征收站银应当马骡。
自永乐以后遂为要冲，乃以江浙二省协充马头，而站银之数日复增加。至嘉靖初年，后复革去江浙马夫，而以邻近州县协济。
至嘉靖三十七年以后，又以协济者纷纷告累，改于本地召募，名土民马。于是民苦于役，而站银益加征，粮、地银不均，而始改于小白地内征派。
毋庸置疑，南方水草由于湿和咸两个因素，不适于喂养马匹，所以寄养在北方是很合理的。
即便是河南这样的养马省份，年景不好时也会将马寄养于山东，所谓“寄养山东巨野县原太仆寺种马八百匹”，“彼因重大灾伤，暂为寄养于此”。
不过每个县都会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浙江协济江淮马户之例，即是“浙属协济经年不给”。
又如，宁国府下宣城和江宁府高淳两县就曾为寄养、分养马匹争讼不已，最后以各自负责养马和“驿传之费”了事。往凤阳以北买马。
解决养马困难的第二种办法是到北方买马。所买上纳的马匹，既可以是种马，也可以是解俵到部、供应骑操的马匹。弘治间征价银改革之时，即令马头往北方直接买马。
“弘治七年，奉例儿马十丁、骒马十五丁，永为定制。丁不足者，以田拟之。其后因所解马不良，令征价银，佥马头一名往北方买马解俵。正德以后，并用折色，岁计马户之丁粮敛之。”
万历《盐城县志》也记载了这次改革，除了以朋养解决马户负担过重的问题之外，南方“所解马不堪用”正是往北方买马的原因。
“其后因所解马不堪用，领征价银，佥马头领往北方买马解俵。买马充边。则边得实用，而民免养马之害，其法最为良便云。”
万历《滁阳志》进一步指出“北方”系凤阳以北，以及南方马长途起解到北方多死于路途的原因，显示了直接到北方买马的必要性。
嘉靖三十六年，本州知州应镳，预令俵头领银前往凤阳以北收买，二十两之外，又必加银十一二两，方成交易，而草料之费，又所不计，出门之后，以为无复他虑矣。
不知南方之马，素服稻草柔脆之性，不服栗草干硬之株，天炎路远，多生疾病，倒死必令赔偿，瘦损不无验退。以故俵头科派马头，马头科派贴丁，贴丁又派同户，指一科十。
因此，地方官强烈要求依应天府之例，“俱纳折色”，理由是两地“只隔一江”，且地处江北的徐、泗等州已“准纳折色”。
江北水土不宜养马，江南则是“田地狭窄”，连牧养的地方都没有。
“国初俵马于民，每马二匹岁纳一驹。江以南田地狭窄，无场牧放，不能以时群，盖每年马不生驹，追偿宝钞七百贯，民间不堪累赔之苦。百姓养马，亦令岁出备用银以充京营买马，民始免赔驹之苦矣。”
由此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折银征收，再用银买马。南直隶通州的种马解俵负担非常典型。据嘉靖《通州志》载，“国初，通州无官养之马。”
可见通州“斥卤不宜孳牧”，一开始就不适宜养马，但因为六安州发生了灾伤，所以通州必须“暂为代养种马”，而且其后被固定了下来。
三、钱嶫奏疏的作用
嘉靖年间，钱嶫的奏疏即反映了这种情况，而且他知道完全取消这种役的摊派有困难，折衷办法就是“将应养马匹人户赴北方产马去处收买解俵”。
钱嶫亦认为徐、邳等州和丰、沛等县“原派有地养马，亦因地方灾伤告申巡抚高都御史及唐都御史”。
嘉靖六年应天府“因备解驹小，每年止解备用马价”的先例都该参考，应该去北方买马;江北地方“本色不缺，其折色银两亦照旧解纳不缺，止将种马免养，略仿徐、丰等处事例”。
这份上疏一定程度上被接受了，最后的处理办法是折征银两，“诏以直隶、扬州府、通州原额种马八百五十匹，免其牧养，每匹征银二十两，贮太仆寺市马，从御史钱嶫请也。”
改派，上引南直隶通州案例是典型的地方纠纷，地方州县达到了不用再养马的目标。一般来讲，这类南方不宜养马的理由之所以被接受，与较广泛地推行折征有关。
成化以后，不仅马草，马匹也多为折纳。在此之前，只有发生水灾的地方才能获得一些照顾，或表现为暂时停止解俵征用马，或表现于其他马役被部分分摊。
后者最典型地体现于高淳县。高淳的案例是以争讼形式出现的，结果是原本由高淳负责的驿传费用被分摊到其他几个县。
“初南陵亦无孳牧。洪熙元年，繁昌告攀寄养马六十匹。弘治中，给事中倪天民又奏俵虹县马，逐增至七百余匹。宣城等五县元无草场额不俵牧，高淳奸民因与宣城连界、民争买彼县草场致仇，妄行奏攀。”
嘉靖四年，“太仆寺以宣泾诸邑无马，欲取高淳所养马分给之。宣民大哄。太守及宦具白于巡按监察御史杨君鏊，奏上之，事获中止，而高淳驿传之费始移于五县矣。”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宁国府志》记载其徭役负担为“岁役之目五，一曰均徭，二曰民兵，三曰孳牧，四曰驿传，五曰夫马”。
这说明就整个府而言，驿传是仅次于孳牧的重役，所以高淳县虽然仍需要养马，但总算甩掉了很大一部分役的负担。
嘉靖《高淳县志》对此事的记载是：“至嘉靖三年，查得蒙城等县马匹原系宣城改派之数，奏行巡抚吴审实奏派。代出与免养马，其备用银数，本县论粮派纳。马有田稻之资，丁无纳银之累，而彼此争马之讼息矣。”
结语
可见代养的马匹是以田粮摊派的，而驿传是以丁派的，高淳得免的部分正是以丁为单位派纳的驿传折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