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李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提高5元。

这5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用来管理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2024年，又增加了一个慢病——慢阻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是这个改变的重要推动者，他曾4次在全国政协会上提交关于慢阻肺的提案。

“我国慢阻肺病患者超过1亿，但诊断率只有35%，规范治疗率更低。”王辰说，慢阻肺病是我国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在我国单病种死因排序中位列第三，具有高患病率、高死亡率和高经济负担的“三高”特征，严重危害人民健康。

被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围后，基层医务人员需要对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的慢阻肺患者进行系统管理。管理方式包括每年至少随访4次，了解患者症状、用药情况和是否有急性加重情况等。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管理也类似。据统计，我国成人高血压患者约为2.45亿，成人糖尿病患者约为1.4亿。

患者人数如此庞大的慢病是老百姓健康的重大威胁。2009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设立，此后每年增加约5元的人均财政补助，今年将增加至99元。与此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覆盖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除了上述3种慢病之外，还包括农村妇女“两癌”检查，强化孕产妇和0-6岁儿童健康服务、落实儿童眼保健、发育评估和科学育儿指导等10多项内容。

随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增多，3月6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郭玉芬建议，应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利用效率，向目前威胁老百姓健康的慢病倾斜。

郭玉芬关注农村慢病患者的管理。她分析说，“一老一小”两个问题，农村更为严重的是“一老”问题，因为村里的小孩并不多，村里老人的慢病必须管理好，如果管理不好的话就容易发展成为失能老人，管理成本会更高。

每年新增加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会有部分落实在基层医务人员的绩效上。“增加的补贴确实把村医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是现在考核指标太多了。”郭玉芬说。

曾多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吴浩也认为，应该优化的是对基层医务人员的考核。他举例说，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和慢阻肺，分别属于3个专科来考核，那就意味着要填3个表，但实际情况是，可能一个人同时得3种病。

2019年，当时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吴浩就建议，借力智慧医疗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减负赋能，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智慧健康服务惠民。

当时，吴浩建议，减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过程中，不必要的数据收集工作，简化表格内容；优化考核评价机制，将基层从应对考核的大量“填表”工作中解放出来，还时间于改善医疗卫生服务。

5年后，吴浩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新技术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赋能程度还可以继续提高。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议题。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左右。

因为新技术的加持，吴浩曾经工作的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早已实现医生签约居民75%的社区首诊率，把更多的老百姓留在了基层看病。

吴浩说，在老龄化不断加重的趋势下，基层医疗机构把慢病患者管理好，不仅可以减少医院的住院率，节约医疗资源，还可以降低照料老年患者的负担。

5元钱牵动着民生大健康。在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经过多年探索，我国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医疗体系，“应该说，国家以最少的钱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不过，在解决老百姓需求方面，并不完美。”张文宏认为，我国医疗体系改革需要注重基层慢病的管理。他举例说，慢阻肺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后，大量病人留在了基层，提升了慢阻肺患者的管理水平。

张文宏是一个传染病专家，在他看来，应该有更多慢性病患者留在基层，包括慢性心衰、乙肝病毒携带者等。

基层医务人员关系到花好这5元钱的“最后一公里”。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全国政协委员李为民说，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离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是人才的缺失。

李为民解释说，在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的人员面临着待遇差、成长空间受限、下一代培养条件差等问题。为此，华西医院探索出了一种帮扶模式，让年轻医生在基层工作几年后，可以顺利再回到上级医院工作，保证其上升通道。

对于基层医务人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刘云提出，是否可以按这些医务人员在基层的服务年限来考核，达到一定年限后，对他们子女的教育资源进行倾斜，比如上更好的学校等。

刘云说，一定要给基层医务人员留下来的动力，否则即使投资的硬件再好，这些年轻人到了服务年限，基本就会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