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士大夫、朝廷，宋朝占卜文化为何如此流行，“上下通吃”？
《清明上河图》是宋时名画，以细致的笔墨再现宋时社会图景。在热闹的街景市头，随处可见身穿长褂的街头术士，周围聚集人数之多，可见占卜在宋代民间的盛行。不仅平明百姓如此，由于道教的兴盛，朝廷内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也破沉迷于占卜数术，如遇大事，定要占上一卜以看吉凶。
占卜文化自《周易》始，自古有之，却在宋代走向空前的兴盛，占卜从业者数不胜数，占卜类图书也大量出版，且占卜的发达非只民间，宫廷更甚。宋占卜文化如此盛行，原因为何？
一、宋占卜文化为何盛行？
1、众多读书人考不了功名，便以占卜为业
士人能够取得功名，成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员的，毕竟是少数，而业做为谋生之道，为大量落第文人在功名路上一再受挫之后，提供了一条可供考虑的出路，《史记·日者列传》中引贾谊与宋忠的对话：“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
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苑》中谈到子弟出路时，即主张“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社会整体文化程度的提高，大量落第文人寄望于医卜星占之术。
北宋词人叶梦得在其所著《避暑録话》中记载：“徐复，所谓冲晦处士者，建州人。初亦举进士，京房易世久无通其术者，复尝遇隐士得之而杂以六壬遁甲，自筮终身无禄，遂罢举。”
徐复因“自筮终身无禄”而寄身于占卜之道，这是由仕途而入士途的一个典型例证，读书不第的士人，能够通过医卜星相之术，上可得帝王官贵的垂青，中可行走于富贵之家，搏得一定的尊重与地位，下可为安身立命之资，使得很多读书人在数术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
如《五行精纪》的作者廖中，即是因科场失意而投身于数术研究之中，所谓“清江乡贡进士廖中伯礼，连举未第，乃刻意于此。荟萃数十家之说，章句分析，考验得失，校量深浅，成精纪三卷。”
2、宋印刷业发达，大力印刷数术书籍，占卜术得以传播
读书人数量的增加，同样为数术类书籍提供了大量潜在的读者。而文人数士及世俗社会的谈命喜易之风，也为数术类书籍开拓了广阔的市场。在《五行精纪》卷首周必大所撰的序言中，即提到“今士大夫至田夫野老，人人喜谈命，故其书满天下。”
自宋代以降，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世俗民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出版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苏轼在其《李氏山房藏书记》中曾写到：“余犹及见老儒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具易致如此”。
图书在此前的传承与纪录等功能以外，其商业属性得到充分的开发，形成了杭州、建阳、成都、眉山、汴梁等书籍刻印中心，书籍出版业成为了宋代一种新兴的产业——文化产业，成就了商业上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
宋代的图书数量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据《世界图书》1981年第三、第九期统计：我国从西汉、东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直至五代，共出书二万三千多部，二十七万多卷，而宋代出书则达一万一千部，十二万四千多卷，相当于历代出书总数的将近一半。
这在我国出版史上，确是兴旺的时代。而数术类的图书的撰写、整理与编辑，也在这种文化与市场的推动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3、朝廷和士大夫笃信占卜
朝廷与士大夫笃信数术占卜灵异，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数术占卜之风的盛行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宋一代，数术占卜的盛行比之历代以及同时期的周边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曾瑜先生曾指出：“宋朝虽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巫卜的盛行，绝不比周边国家逊色”
宋之几代帝王，对占卜之术颇有热忱。论宋太祖开辟大宋、宋太宗、宋徽宗登基，皆有赖占卜之术。就连宋太祖夺取政权于陈桥驿，也有应验此前占卜符谶之说法。太祖驻军于陈桥驿当夜，复有军校苗训“号知天文”，他诳称：“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并断言：“此天命也。”
另有宋太宗做晋王之时，卜者马韶进言“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太宗次日果然即位，马韶也因此入仕为官。
宋徽宗初登基之时，未有皇子，徽宗心切，召术士刘混康入殿。刘混康手持法符，占了一卦，称西北方城墙地势曲折，不便龙气流通，应加高地势，则今后皇嗣绵延。徽宗听后，心甚喜，马上命人加高岗阜，果不其然，后宫频频传来喜讯。亦有说法称靖康之耻，是钦宗相信郭京能使“六甲神兵”之术，遂至于钦、徽北狩。
上述所言，不知几分真假。但宋朝廷对术数的推崇，可谓万分真切。术数占卜断定吉凶，给人们的心理暗示之作用，已远远超出术数本身。
宋有一将军名狄青，一次战争中其带领手下兵士途经一大庙，有和尚称此庙极为灵验。于是狄青带手下入庙，言要算上一卦。狄青取出一百枚铜板，称若抛洒后百枚铜板皆正面朝上，则寓意我军此战大获全胜。
手下士兵听罢，皆半信半疑，谁料狄青将百枚铜币抛至空中，竟全都正面朝上。士兵见此，齐声欢呼，士气大振，后果然打了胜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君王对数术占卜情有独钟的结果，便是大臣争相效仿，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以数术上承君意，谋求进身之阶的朝臣与术士，令占卜更加盛行。
二、占卜术为何各阶层通吃？
1、宋全国皆崇道教，是占卜流行于各阶层的基础
宋朝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均十分崇尚道教，使道教一度成为宋之国教。道教承上古巫文化，容纳了巫医（中医）、占卜、风水、祭祀等，再结合中国传统自然信仰和黄老学说，本就讲命理术数，与占卜是一脉同源。
道教占卜书籍甚多，如《太上玄说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呪妙经注》、《牛角占卜卦》等在各阶层都广泛流传，亦是占卜术士们常参照的典籍。
《梅花易数》更是宋人皆知的占卜奇书，乃宋朝易学大师邵康节所著。据称邵康节一日晨起，入园中赏梅，见几只麻雀在梅花枝头叽叽喳喳争吵不休，当即以易理推演。邵康节预言明夜会有一女子入园采梅，却不慎被园丁发现，追赶过程中会不幸扭伤膝盖，众人皆不信。
谁料次日，邵之预言竟一一应验，邵康节因此声名远扬，著书《梅花易数》。这本书继承《周易》而进行推演，可对个体的吉凶、命势、福祸进行占卜，在宋上层阶级和平民阶级中均有很大的影响力。
2、社会结构的转变，令术数在各阶层间流动
宋代相较于此前的时代，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民间的社会生活，也更趋向于世俗化与平民化。文人上升通道的打通，减少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让底层中的精英，有机会依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机遇，商业活动的丰富，也影响了民间社会中各阶层结构的构成，个体差异变得明显，个体身份也变得更加“自由”。
这一切的变化，对于民众而言，既代表了机会的增加，也代表着不确定因素的增多，这种文化结构性的变革，在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数术以继承与变革的形象融入于世俗社会之中，为适应社会的变革，宋代的数术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异。除传统术数之外，宋代新出之数术如轨革卦影，河洛真数，则已为江湖文人骗术的成熟产物。新旧术数的融合嬗变，亦成为打通阶级的介质，从而推动了术数在各阶层间的流动传播。
三、总结
宋占卜之术的盛行，是受社会经济文化影响的结果，亦是社会结构转变的产物。在此背景下，一朝天子的崇尚催生了大量的占卜术士，成为未入仕途的读书人的就业渠道。占卜术的盛行推动了占卜图书的出版，这类图书的大量传播亦反过来促进了占卜的流行，实乃占卜之学呈现阶级普遍性的原因。
参考文献：
《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过庭录》
《梅花易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