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书院为何以仁作为道德的选择标准和价值目标？
仁的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宋代书院德育内容确立以仁作为道德的标准和价值。
关于仁，宋代书院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自我道德情感上对于生命价值体察和认同，由此及彼、推己及人，道德情感扩散范围直至家庭、宗族、国家、社会。基于此，书院德育认为君子的仁德应该是超越了道德情感，升华到人道和伦理的境界，朱熹依据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仁是“心之德，爱之理”。
即自然的好生之德便是仁，既然人性由自然性而生发，那么君子之德根本属性便是仁德。君子仁德首先体现在为己之学，即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穷理，穷理所要探究的除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以外，还有内心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格物、致知、穷理在于求真，那么修身则意味着求善，由此可知，仁德是道德的属性，爱则是仁德的表达。
表达仁的要分清是非、辨别善恶，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做到善于自制、心平气和。一方面，达到了慎独的境界；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和他人友好相处。君子仁德在慎独和推己及人两个方面充分实现的基础上，重要指向是实现宗族一体雍熙和睦仁德。
宋代书院德育思想以“四德”说来体现仁德与义、礼、智、信的体用关系。情感上仁德体现着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和不忍之心；伦理上仁德体现着忠恕之道、厚德载物和众生博爱；行为价值追求上仁德体现着扶危济困、关怀互助、和谐共生和生命至上。
朱熹以春夏秋冬四季交替来说明义、礼、智、信不同表征，进而论述到：“仁便是本，仁更无本了。若说孝悌是仁之本，则是头上安头，以脚为头。”
道德情感的本源来源于仁，各种义、礼、智、信的情感最终上升和升华到以仁为归宿。“民吾同胞”即人之爱人，“物吾与也”即自然生发万物，亦是自然仁德体现，由此可见仁是自然和人类最大公约和总括，沟通自然与人类的唯有仁，或者说，实现了仁便是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孔子对于仁的经典论述是，围绕仁作为道德情感的基础和源发，仁的生发和源发的主体是人，仁德作为君子修为，具有与生俱来的推己及人特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宋代书院德育思想肯定仁德是人性所应该固有的，人对于仁德践行过程中基本体现，以此作为进一步阐述的过渡，仁德是人性性理的概括，那么，人性性理的源发在哪里？
对此，理学和心学一致观点在于，人性性理的源发在于自然界的性理。宋代书院德育思想对于孔子经典论述的创新之处在于，人是仁德的主体，自然界也是仁德的主体。
自然界性理和人类性理二者契合点是仁德，“仁者，天地万物之心。”心理学说集大成者是朱熹，朱熹从本体论角度对于仁德学说构建的重大成就，钱穆这样评论：“朱子专就心之生处、心之仁处着眼，至是而宇宙万物乃得通一体。当知从来儒学发挥仁字到此境界者，正唯朱子一人。”
在性理学说基础上，书院德育围绕人作为仁德生发主体，自然作为仁德生发主体，二者之间关系进行阐述，以朱熹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概括了仁德内容和特征，明确仁德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体现，指明了仁德践行基本方向。
书院德育在综合理学和心学观点基础上，指明仁德实现过程特点在于融合和贯通，格物、致知、穷理在于对仁德道理个人领悟过程中一种融合贯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国家之间融合贯通，实现天人合一境界则体现了人和自然界之间融合贯通。
宋明两代书院德育概括仁德实现特点在于融合与贯通，人和自然界之间融合贯通的表现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结合仁德的特点和境界，宋代书院德育思想以“诚”来概括。《尚书》有云：“神无常享，享于克诚”，这是文化典籍较早对于诚的论述，它要表达的意思是真实和虔诚。
在此以后，《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表达了“诚”是自然之性。《孟子》提出：“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孟子》的观点较《中庸》观点，提出“思诚”，“诚”是自然性理存在基本状态，对于自然性理感悟、体察是人性性理的基本状态。
理学和心学对《尚书》、《孟子》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发挥，代表性的观点是朱熹提出来的。朱熹提出：“诚者，实也”是对于《尚书》观点总结，“诚者，性也”，概括提出“诚”一方面是自然性理和人性性理存在状态；
另一方面则是达到“诚”的状态，和不“诚”即伪的根本区别，“惟立诚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在此，“诚”表现为为人处世的根本，没有诚实的品德，一个人则丧失了在这个世界存在的重要基础。
“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表明，“诚”是道德修养的先决条件，并且“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表明，人的自然本性真实发挥出来即是“至诚”境界，意味着是表达自然性理内容的一个方面。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诚意通过表达令人信服的语言，进而体现诚信的言行，这是人际交往正常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诚”不仅体现于个人对于“道”的探索状态和境界、人际交往的根本准则，还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方面。
《中庸》提出：“唯天下至诚，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治国理政根本原则在于，通过确立诚实守信原则，选拔诚实守信的人才来确定国家大政方针，从而实现政通人和。
宋代书院德育思想以仁作为道德的选择标准和价值目标意在说明，人的发展、社会和国家发展，几件重要大事一般体现在，人要遵循普遍、正确伦理和道德规范，即“正德”；普遍、正确伦理和道德规范不仅体现在个人修养、人与人之间调节和人与国家社会之间调节，还体现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对于自然赋予的一切，要遵循自然规律适用改善民生。
这几件大事所体现出来的普遍伦理和规范即可称之为“义”，“义”的普遍遵循和践行主要体现于道德和礼仪。宋代书院德育思想对于仁德和诚义之间关系做出进一步阐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礼、智、信体现了“义”所要表达的普遍伦理和规范。
宋代书院德育思想对于“义”注重采用理学和心学的创新观点。程颢提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表明义的具体指代是社会公利，利则指代个人私利。
陆九渊论述“义”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发挥，对于普通人为了生活奔忙逐利和有志于君子志向的人所关注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之间的区别。宋代书院德育思想确立以仁作为道德的标准和价值，说明仁作为道德的体与用和对应表现。
从“发明圣道”角度来阐述仁的现实价值：“明圣贤、人伦之至”，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进程：范仲淹主持睢阳书院开始，明确提出了书院德育内容要体现出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捍卫。
范仲淹这一观点对于北宋书院德育的发展是指导性和纲领性的。其后，孙复、石介和胡瑗在主持睢阳书院的时候，都将范仲淹这一观点奉为书院发展、构建书院德育内容的圭臬。
孙复和石介号召在书院学习的学生，都应该把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捍卫作为己任。石介提出：要遵循儒家思想中“体用一致”的原则传承和捍卫儒家思想。石介这一观点的现实意义在于，书院德育内容要体现出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捍卫，体现出符合现实和贴近生活的特点。
符合现实是针对官学教育将儒家学说庸俗化和功利化而言的，贴近生活则是开启了儒家思想面向广大民众的先河，这和书院面向社会中下层民众进行教育的宗旨是不谋而合的。
胡瑗在孙复和石介这些观点基础上，结合所处时代特点，从儒家思想传承和捍卫角度，依据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观点，提出书院德育内容要符合“礼下庶人”的要求。实际上，这就是创新了儒家思想的经典观点。
自范仲淹至宋初三先生等儒家知识分子，从提出书院德育内容应该传承和捍卫儒家思想，到书院德育内容符合“礼下庶人”的要求，范仲淹和孙复、石介、胡瑗等人为书院德育内容开创了这样的范例：书院德育内容体现了将儒家思想关于道统和学统的有机统一。
相对于书院而言，儒家思想的道统大致表述为孔孟的经典儒学、汉唐以来的经学基本要义的传承，儒家思想的学统大致表述为尊奉儒家思想为一尊的学术发明和学术传承。在此基础上，书院德育内容将儒家思想的道统、学统和现实政统做了有效沟通。
相对于书院而言，现实政统表现为，书院抵制官学流弊，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周敦颐在书院讲学期间，在尊奉儒家思想为一尊同时，对于佛家禅宗关于思辨的论述、佛家净宗关于心性和宇宙的论述进行了认真研究。
周敦颐在尊奉儒家思想为一尊同时，和在书院求学的士子们进行交流和探讨，中心议题便是，如何使儒家思想走出自汉唐以来的经学降至宋代的徘徊局面。佛家禅宗的思辨和净宗德育目标心性和宇宙，加之书院治学和学术研究，使周敦颐解决其学术中心议题变得豁然开朗。
周敦颐从这样几个方面接续和“发明圣道”：周敦颐结合其所处时代儒家思想发展现状，认为儒家思想继续发展必须将孔孟的经典定为一尊，确立孔孟的圣人地位，以及孔孟经典中推崇的尧、舜、商汤、文武治世的典范，这是接续和“发明圣道”的根本，是应对佛家和道家思想挑战的根本。
上述的根本结合书院德育的理论本源，周敦颐提出，书院德育的最高目标是将德育对象培养成为尧、舜、商汤、文武、孔孟那样的圣人，培养遵循从读书人培养成为贤人，从贤人培养成为圣人的基本路径。
范仲淹和周敦颐对于北宋时期书院德育内容基础性构建，是北宋时期书院德育内容构建的代表性成果，和范仲淹和周敦颐同时期或者在其前后，在孙复、石介、胡瑗以及程颐、程颢、欧阳修、邵雍、张载等共同努力下，北宋书院德育内容实现了对于儒家思想关于道德教育的传承和创新，完成了书院德育内容基础性构建。
北宋时期，书院号召在此读书的学生们，对于尧、舜、商汤、文武、孔孟圣人的功业和道德文章，要以接续和“发明圣道”自命，逐步形成“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精神。
对应到书院德育内容，就是要求在此读书的学生们有担当天下的决心和勇气，对于经典尊奉的同时也不盲从，做到能够从经典中寻求合法性的来源和理论的指引，占领思想的高地。能够根据时代具体要求，践行“以天下为己任”的时候，对于经典论述做出符合实际的解答。
北宋时期书院德育内容基础性构建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将儒家思想从日渐僵化的汉唐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结合现实，对“天道远人道迩”作出重新解释。
宋代书院德育思想始终关注现世斯人，做到经世以济民，实现传道以济斯民。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其理学思想著名代表作，几乎贯穿了胡安国一生书院学术生涯。
胡宏理学代表作《知言》六卷和《皇王大纪》八十卷也是其全部书院学术生涯呕心沥血之作。胡安国、胡宏父子在碧泉书院几十年艰辛缔造，开创了湖湘学派的学统和道统①。对于二人学术成就，张栻在《胡子知言序》中提出：“卒传文定公之学，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道。析太微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于一原，贯古今于一息”。
至此，南宋理学分支湖湘学派发展从胡安国、胡宏父子一代转移到了张栻一代，张栻在碧泉书院师从于胡宏，在胡宏教育、影响下，张栻和一批在碧泉书院学习的生员将胡安国、胡宏父子一代开创湖湘学派发扬光大，湖湘学派推动了南宋理学发展，宋代书院德育思想通过湖湘学派发展实现了新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