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为何敢“联金灭辽”？

事实上，早在辽衰金兴的大势形成之前，宋徽宗即已有图辽之意。史载，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即派遣童贯以“往贺生辰”的名义出使辽国，实则肩负“觇虏”之责，打听辽内部虚实，“北讨之意，已形于此”。

而在当时，女真人尚未起兵反辽，东北亚局势还没有发生显著的重大变化。甚至哪怕直到1115年赵良嗣入宋，献上联金复燕之策时，当时的金也尚未确立对辽的战争优势。

可见，伐辽的想法实际上是先于“联金”产生的。史料记载证实，在政和七年（1117年）北宋正式遣使联金之前，北宋曾经有过独力伐辽、收复燕云的计划。《三朝北盟会编》所引的《使北录》记载了此次军事行动的经过：

“政和七年，童贯建北伐之议，大出禁旅，告戒河北诸帅，皆先事而具。二月中旬，前军已发。三月上旬，卜吉，贯领中军戒涂。在廷无敢异议”

然而，就在北伐看起来一触即发之际，却突然出现了意外的转折——刚从辽国回来的使臣陶悦指出，辽并没有明显的衰亡迹象，并与副使李邈以及重臣邓洵武等人一起表示反对北伐，于是宋徽宗下诏“约束沿边不得妄动，亦不得增添人马”，此次北伐也就在事实上胎死腹中。

对于此次北伐中止的具体原因，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北伐的中止，很可能是由于蔡京反对的缘故，因为蔡京希望由自己掌握北伐的主导权，对童贯主导此次北伐十分不满。

同时，当时宋夏之间战争频发，亦当牵制了宋朝的军力与财政，影响了宋徽宗伐辽之决策。但不论如何，此次北伐的中止宣告了北宋独力伐辽的尝试到此终结，这也为后面“联金灭辽”决策的出台埋下了伏笔。

从表面上看，独力伐辽或联金攻辽，似乎只是策略选择上的不同，然而宋徽宗最终选择了放弃独力伐辽，转而与金人联手采取行动，并非纯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心理根源和历史传统的。

尽管北宋自开国起就将收复燕云、恢复“汉唐旧疆”作为既定方针，但对于军事实力整体偏弱的北宋来说，要从辽手中夺回燕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在宋太宗时期，接连三次北伐的失败，不仅严重消耗了北宋有限的军事实力，更使北宋对外战争的信心大大受挫，乃至在宋廷内部形成了严重的恐辽心理，“自是宋不敢北向”。

收复燕云之议在北宋的政治生活中被长期搁置，宋廷内部主张对辽妥协，把重心放在国内的声音逐渐占了上风。澶渊之盟后，这种倾向于消极防御、主和妥协的政策通过盟约的形式得以成为北宋的对辽基本方针。

此后，尽管北宋在不同时期对辽政策会略有调整，但保持对辽和平大局这一点却直到北宋末期之前始终没有改变过。根深蒂固的恐辽心理，成为北宋实施独力伐辽的重要障碍。

另一方面，北宋之所以最终选择联金灭辽，与其“以夷制夷”的传统战略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北宋初年，宋太宗就先后与西北的高昌国、东北地区的女真、乌舍、定安国以及朝鲜半岛的高丽取得了联系，意图“联夷攻辽”。

此后，北宋在不用时期也曾经执行过“联丽制辽”“联蕃制夏”等政策，尽管成效不一，但都对后来的决策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联金灭辽”正是这种“以夷制夷”对外思路的延续。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联丽”始终达不到“制辽”的预期效果，宋徽宗开始转向与新兴的金建立联系，促成了“联金灭辽”决策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