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建设、改革年代，无数科技工作者科学救国、科学报国、科技强国的科学思想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是我国科学文化的红色源头。竺可桢倡导和践行科学救国思想，在近代留美学者中形成了科学救国的思潮。“海外归来一心向党，此生惟愿长报国。”这是钱学森自发的铮铮誓言。于敏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都可以抛，我一定全力以赴（研究氢弹）。”黄旭华说，“关键核心技术买是买不来的，要是要不来的，求也求不来的，都得靠自己。”

　　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忧国忧民、不畏霸权，始终坚信“外国人能搞的东西，中国人也能搞并能搞得更好”，他们在科学道路上克服基础薄弱、外部遏制、封锁打压等重重困难，不断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一次又一次跨越，为我国科学文化注入了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

　　钱七虎这样理解科学家精神——“说到底，科学家精神是党性在科学家身上的体现和反映，是革命人生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科学家身上的反映和体现。”这种红色的科学家精神，正是我国科学文化的核心。

　　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今天，科学文化依然要有深刻的革命性。一方面，革命文化是历史的，洋溢在革命烈士、老一辈科学家等先驱的事迹中，需要我们在大力传播弘扬科学文化中扎实学习获得感悟，形成革命人生观，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奋斗终身。另一方面，革命文化又是现实的，是应对美国技术“卡脖子”、人才封锁等极限施压，浴火重生、克敌制胜所需精神滋养的迫切需要。

　　青少年是科技的未来，创新的希望。我国学生在PISA评估中获得第一，但同时调查发现，对基础学科专业和科学研究职业意向不强，这种倒挂是不乐观的，值得反思。科学文化的革命性要求我们必须让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的浸润中再度唱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铮铮誓言。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排球大小的首颗人造卫星在8分钟内绕地一圈，自此，美国全社会都为缩小与前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差距而努力，正是有了紧迫的使命感，才引发了美国教育的变革，催生了STEM教育和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产生兴趣的一代美国年轻人，也进一步奠定了美国科学文化强国的地位。

　　在我国尚未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今天，总书记要求我们实施科教融汇，科协组织更应加强“紧迫”“危机”“自立”的引导，搭建舞台让更多的科研机构、科技工作者给孩子们多讲世界科技前沿以及中国科技创新的差距，多讲如何受制于人及“卡脖子”技术，多讲攻坚闯关之难，多讲攀登高峰之险，结合老一辈红色科学家的亲身经历，传承我国科学文化的红色基因，引导孩子们认清形势、勇担使命，埋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种子，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